[创龙传txt]《音乐狂人》:音乐、人生与时代

时间:2019-07-09 星期二 作者:热点新闻 热度:99℃

a7处理器最近大火的综艺节目《乐队的夏天》,在马东请来的31支乐队中,有几支乐队因其特殊的历史而受到超级乐迷张亚东和高晓松的津津乐道,如诞生于中国第一批摇滚热中的面孔乐队、大名鼎鼎的痛仰以及新裤子乐队。当90后乐队盘尼西林翻唱了朴树于上世纪90年代末的一首《New Boy》时,“朴树专家”张亚东情不能自已而流下眼泪,他说:“听到那个歌,就突然想起小的时候,大家在一起做音乐的那个状态……而且想到当时的那种喜悦,或者开心的感觉,或者憧憬的感觉,那个时代就特别本能,一切事情都想的非常非常简单,那个状态确实不太容易再有了”;在朴树那张叫《我要去2000年》的专辑里,表达了就如张亚东所说的“大家对2000年充满了期待,觉得一切都会变得很好,好吧,就是我们老了……”这一对于时间流逝和旧日时光的感慨在高晓松那里同样反复出现,他不停地告诉现场的年轻观众,1990年代的中国摇滚曾经风华绝代,人才辈出,值得骄傲。这一点在被誉为香港“音乐字典”和“音乐博士”的陈少宝自传《音乐狂人》中也得到证明。

上世纪90年代,随着台湾滚石旗下的魔岩向港台乐迷们推出后来被称作“魔岩三杰”的内地摇滚乐手之后,“搞得热烘烘”的内地摇滚乐开始成为港台唱片公司的一块香馍馍,陈少宝也因此前往北京发掘歌手,从而得以见证和感受当时摇滚乐的环境和状态。他说:“1996年,当时在北京做音乐的环境还不太理想,但是每个音乐人都很有激情。”而且“当时北京的乐队气氛真的很热闹”,“当时我眼里的北京摇滚乐手真的个个都有一团火,非常有冲劲。”而也正是这“一团火”和“冲劲”使得内地摇滚乐在1990年代出现了被高晓松称作“黄金时代”的鼎盛状态,当时优秀的乐队和乐手频出,作品虽然并非完美无瑕但却带着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激情,对于人生、生活问题以及时代理想都有着自己的憧憬和渴望(陈少宝在评价当时北京这边人的音乐时说:“他们的构思和理念跟香港真的很不一样,很有深度。”)。而就如面孔乐队中被称作三哥的贝斯手欧洋所说的,当时大家都还是孩子,年纪轻轻住在北京周边的村子里,靠着一股对于摇滚乐的喜爱而不懈地奋斗着。

音乐本身除了作为一项单纯的艺术形式之外,它还因为与创作者之间形成的复杂关系而使得它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一种“传声筒”。创作者们通过音乐来表达自己的内在情感或对于外在社会、人生、生活以及时代的看法和感受,从西方传统古典乐,到产生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摇滚乐和其后大行其道的流行乐,都具有这一十分基本的个性与功能。而就如做了许多年香港流行乐的陈少宝所指出的,和摇滚乐相比,大众流行乐还是会稍显“肤浅和太商业化”,虽然在香港天王许冠杰的早期歌词“一直都是以针砭时弊著称……但后来这类文字随着社会的变迁而变得不太受欢迎”,因此在以盈利为目的的商业操作下而必然走向更符合大众品味与审美的音乐形式。

在某种程度上,这是流行乐一个难以避免的结构性缺憾,即使有如张国荣曾以《左右手》来暗示自己的情感问题,但依旧还会受到音乐公司的干涉,担心因此而影响销售。随着香港流行乐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风靡,其成熟的商业模式一方面促进了唱片的销售,但另一方面也进一步影响和控制了音乐的内容和创新。

而同一时期的内地摇滚乐却与之截然不同,伴随着1970年代末改革开放而进入的西方摇滚乐,成为年轻人表达自身一直以来被压抑的情感与渴望的最直白和有力工具,这些音乐人完全凭借着一股热情在模仿与摸索中,创造出属于他们那一代人的音乐。所以张亚东才会说那时“一切事情都想的非常非常简单”。

因此当我们比较香港与内地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同一时期的音乐和乐手时,仿佛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香港在1970年代经济渐起,并于1980年代腾飞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伴随着西方流行文化与观念的传播,以及香港本土经济发展下所推动的娱乐与消费大潮,流行乐的兴盛也在情理之中,因此当时的粤语歌风靡,也由此成为一个时代的标志。在香港旅居多年的作家周婉京在其描写生活在北京的女性生活与情欲的小说《隐君者女》中,她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即北京或是北方人十分喜欢唱粤语歌,比南方人——甚至是广州——更加迷恋。周婉京在接受采访时指出,北方人其实并不是真的在唱粤语歌,他们只不过是借助粤语歌来唱那个时代。

在陈少宝的《音乐狂人》中,他记录着自己从1980年代由电台转向唱片公司的几十年个人历史,而由于他特殊的身份使其一方面能够遇见和认识许多当时的著名歌手,如许冠杰、谭咏麟和张国荣等等,另一方面他也是香港粤语歌繁盛中的一只推手,打造出诸如王菲、Beyond和周慧敏这些巨星。对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香港流行乐而言,万事俱备,从社会状态、经济发展和民众的观念与消费水平等等,都最终促成了唱片业的大火。

就如陈少宝在自传中已经流露出的意识,那就是唱片业最好的时代,也是他自己人生中最好的时代,其后随着1990年代末的金融海啸导致香港经济受创,唱片业进入寒冬;而陈少宝自己也因为之后陷入官司而去职,并由此见证了世态炎凉。因此在某种程度上,陈少宝一人的前半生经历就是香港流行乐的经历,从1980年代中期他初入唱片界(开始兴起的粤语流行曲Cantopop、巨星升起),到他成为唱片公司的老板(1990年代的群雄逐鹿),以及最终离开唱片界(香港流行乐在世纪末的金融海啸中遭重创)。

而内地的摇滚乐却与之走了不一样的道路,但最终却同样走向消沉。因此当朴树在世纪末唱着一首憧憬2000年的《New Boy》时,他们不知道那就是摇滚乐最好时光的最后余晖。伴随着1980年代中国进入改革开放,消费主义伴随着西方各种新思潮一起成为其后人们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相比于香港流行乐在经济危机中受创而言,内地的摇滚乐所遭受的创伤或许更大,并且导致他们在其后始终处于边缘,而被随之兴起的大众流行乐所取代,而这也就是为什么在《乐队的夏天》中会出现如此多感慨和追忆的原因。

很多时候,一个歌手或一首歌就会成为一个时代的记忆,如西方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披头士乐队、滚石乐队和鲍勃·迪伦,如1980年代的邓丽君和粤语歌,以及1980年代的唐朝乐队、黑豹乐队以及朴树等等……所谓“同声相应”,一首歌会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影响到听众,而成为他们某一段生活和人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而那时的情感和记忆却往往会随着时光的流逝还清晰地留在那里,因此每当重新听到那些歌时,才会出现如此多的唏嘘感慨,甚至潸然泪下。而往往我们也是在之后才发现那就是最好的时代,无论对于个人还是社会而言似乎都是如此。

在《音乐狂人》最后,陈少宝于宗教中找到心灵的归宿,“获得新生”,但对那些喜爱音乐的创作者或听众而言,让他们获得新生的或许永远都会是那些关于音乐的绵延不断的记忆和那些自己曾经所拥有过的梦想、奋斗、抗争与渴望。就如Beyond在《海阔天空》中所唱的,“原谅我这一生不羁放纵爱自由”,音乐就是自由,通过那些心心相惜的声音传达着自己的立场与个性。